明代武昌民变的导火索 ——道士洑掘墓案钩沉
明代武昌民变的导火索
——道士洑掘墓案钩沉
文|余一梦
明代万历年间，武昌发生民变，明神宗朱翊钧派出的矿税使陈奉及其爪牙，被武昌民众围攻暴打，随后，汉口、德安、湘潭等处先后发生民变。一时群情汹汹，万民骚动，大明王朝差点陷入内乱。而这系列民变的发生，竟肇始于发生在今黄石市西塞山区道士洑的一起掘墓案。
江陵三千三，西塞陌中央
内府空虚，神宗另想歪招
隆庆六年（1572），明穆宗驾崩，朱翊钧（1563—1620）即位，是为神宗。即位之初，其年尚幼，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朝政，外靖边氛，内清吏治，明王朝出现中兴气象。
张居正和大臣们以古圣先贤之标准要求神宗，屡屡抑制其专权乱政和铺张浪费。尽管如此，明神宗仍然挥霍无度。内府钱物不敷应用，而大臣们又坚决反对“以外府之储供内府之用”，神宗为此既愤怒又苦恼。
万历七年（1579）十一月，神宗命浙江、南直隶织造增加生产七万三千匹，张居正疏谏：“添织之费，不下四、五十万金，在库藏则竭，在小民则疲。浙、直水灾，蒙恩蠲济，方撤织监，又复加派，非圣意所以爱养元元也。”神宗无奈，命减其半。万历十年，顺天府尹张国彦请求豁免房税，神宗不应。此后，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四年，屡有大臣提请停止采买金珠瓷木等奢靡之物，皆不听。
至万历二十年，宁夏用兵，费帑金二百余万。其冬，朝鲜用兵，前后八年，费帑金七百余万。二十七年，播州用兵，又费帑金二三百万。军事不断，国用大匮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二十四年，乾清、坤宁两宫遭火灾。次年，皇极、建极、中极三殿遭火灾。一时“营建乏资，计臣束手”。
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背景下，神宗终于不顾诸臣工的连番劝谏，绕开官僚系统，指派宦官四出攫财，“矿税由此大兴矣”。
爪牙四出，陈奉征税荆湖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八月，神宗派遣太监陈增同府军指挥曾守约等人赴沂州、蒙阴、临朐等地监督采矿，此为太监督税之始。自此，矿监税使皆由太监担任。
九月，太监王虎赴保定，十二月，太监张忠赴山西，曹金赴两浙，赵钦赴陕西，各自负责开矿。“云南则杨荣，辽东则高淮，江西则潘相，福建则高寀，湖广则陈奉，而增奉敕开采山东。通都大邑皆有税监，两淮则有盐监，广东则有珠监，或专遣，或兼摄。大珰小监纵横绎骚，吸髓饮血，以供进奉。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，而天下萧然，生灵涂炭矣。其最横者，（陈）增及陈奉、高淮。”《明史》直指陈奉是税使中最为横暴者之一。
陈奉，市井无赖出身，一向奸诈狠毒，依靠钻营成为御马监奉御太监。万历二十七年二月，神宗命其赴荆州征收店税。八月，锦衣卫总旗申敏奏湖广兴国州（辖今阳新、大冶、通山）矿洞产丹砂。神宗又命陈奉负责开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诸事。自陈奉始，诸省“皆并税于矿使”，地方税收大权落于内官之手。
陈奉一身而兼数职，自命钦差，作威作福，每每托名巡历，无故鞭笞官吏，剽劫行旅。农民和商人都恨之入骨。二月二十七日，大学士沈一贯上奏：“今群小竞言利端，陛下日遣中使四出，络绎不绝，盛明之世岂宜如此。自古财赋之计，未有不与臣工谋而与群小谋的。”无人理会。
陈奉一行从武昌府到荆州征税，数千人啸聚鼓噪于其必经之路，以瓦片石头袭击，陈奉落荒而逃。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，陈遂诬称襄阳知府李商畊、黄州知府赵文炜、荆州推官华钰、荆门知州高则巽、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动叛乱。这些官员无辜受累，分别遭到逮捕或贬谪。
掘墓案发，陈奉亲自出马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十月，大冶县道士洑发生了一起掘墓案。居民徐鼎建房平整地基，意外挖出一座古人墓葬，棺椁内陪葬品众多，既有大量的金银饰品，又有沉甸甸的金砖和银元宝。徐鼎本是升斗细民，此生何曾见过如此横财！他大喜过望，便趁夜间偷偷盗取，分批搬回家中。因财物很多，一时难以取尽，他用浮土将墓坑掩藏，第二天接着盗取。
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过几天，其事为邻人知悉。一时全村沸腾，各家各户纷纷持铁锨、锄头赶到古墓抢夺财宝。又因分赃不均，引发口角以至斗殴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闹得沸沸扬扬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知道道士洑发现了宝藏，而且据说那是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杨氏之墓。
隔壁村里有一个名叫漆有光的村民，因未抢到财宝，且原与徐家有隙，于是至大冶县府首告，说徐鼎盗掘大墓，得“黄金巨万”。县府派人抓获徐鼎及其他若干掘墓者，一并收押，令其吐出财物。
谣言比千里马跑得还快，其事很快传到了京城。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，又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数千人，俱属御马监，委以心腹内外官统领，后演变为腾骧、武骧四卫，各领禁军，其头领为百户。此时，腾骧卫百户仇世亨上奏，提请朝廷派人调查盗墓案。神宗闻奏，正中下怀，这种好事，当然不能让外人参与，于是他下令陈奉将这批财宝没入内库，也就是神宗自己的“小金库”。
陈奉此时可能已经听说此案，或者根本就是他透露给仇世亨的。——陈本是御马监太监，名义上算是仇的上司。办理此案，既可为皇上效命，又可私捞一笔，何乐而不为？于是他带人赶到大冶，亲自办案。
欲壑难填，百姓惨遭株连
道路传言，都说大冶古墓中挖出财宝无数，陈奉信以为真，便威逼徐鼎等人交待钱财下落。徐等先是抵赖，不肯承认，后来毒刑交加，惨痛难耐，不得不交出全部财宝。
但是徐等交出的财物离万两黄金的数字差距太大，陈奉哪肯罢休，于是继续毒刑拷打，而且对案犯亲属亦加收押，甚至妇人孩子也不放过。一时惨祸横起，株连远近，案犯家人卖田佃屋，家破人亡，仍无法满足陈奉的贪欲。
陈奉既失望又愤怒，为了凑齐所谓的缺额，他诬称当地居民都参与了盗墓，须各自缴纳财物抵偿。道士洑一带属兵灾之地，民多流离，户皆细民，家有余财者本不多，倾其所有仍不够数。陈奉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命令挖掘道士洑一带的墓葬。“沿途掘坟，得财方止。”
挖人祖坟，这可是伤天害理的恶行，一时间户户衔哀，人人含恨。有的人家为保全家产和祖坟，全家持杖，日夜守护，然而矿税兵丁个个如狼似虎，平头百姓岂是对手！陈奉一伙不仅伐冢毁屋，而且大打出手，甚至刀剖孕妇，溺毙婴儿，真是罪恶弥天，令人发指。一场普通的盗墓案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钱财掠夺，兴国、大冶百姓深受荼毒，苦不堪言。
巡按御史王立贤听得传言，乃亲至兴国州调查走访。不久，他将了解到的情形上报神宗：村民所掘，乃宋朝武官吕文德妻之墓，而非唐朝宰相李林甫妻之墓。（吕文德乃南宋抗蒙名将，其墓在西塞山麓。）而且村民因仇相诬，“奸人讦奏，语多不仇，请罢不治，而停他处开掘”。他建议就此罢休，以免牵连太甚。奏折上报后是什么结果？《明史》的说法是“不报”，也就是不答复。神宗利欲熏心，任由矿监税使胡作非为。
陈奉负责湖广地区武昌府、荆州府二地采矿和征税之事，权力极大，一手遮天。“是时，兴国、麻城开采，止得铅砂，得不偿失，即陈奉亦经营劳瘁，苦于奉行。”陈奉等人原向神宗夸下海口，以为遍地钱财皆属皇上，内库充盈指日可等待，待见矿山利薄，百姓贫乏，始知目的难以达到。然而他们不敢据实上报，只有继续采取高压手段压榨民脂民膏。
陈奉一伙的恶行不仅导致百姓怨恨，而且也引起了地方官的不满。湖广巡抚支可大上奏：“湖楚内错江湖，故称泽国，物产非有缣绮绣之奇也，厥贡非有璆琳琅之珍也。比岁采木重役，焚林竭泽，十室九空。......今若并前项收入内帑，则百用乏绝矣。若迫于用诎，复议加派，则下民怨咨矣。......楚故犷悍，又以横政驱之，有莫知其所底止者！”结果仍是“不报”。
民变再起，陈奉党羽遭报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十二月初二，陈奉手下一帮喽罗，以催税为名，将兴国州王生员之女、赵生员之妻掳入府中，恣意凌辱。王、赵二人至武昌府首告，大冶、兴国及汉阳等地的受害民众风闻其事，万余人不约而同汹涌而至，自发到巡抚、巡按衙门表达诉求，反映矿税使陈奉之阴狠歹毒。“抚、按不敢理，民情益愤。”终于激成民变。陈奉身中砖石，而司房参随等人被愤怒的百姓殴成重伤，门窗、舆轿、桌椅、杂物皆付之一炬。
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对此次武昌民变有较为详细且公允的记载，称陈奉及爪牙韦千户以“搜税”之名，行诈骗之实，括得不义之财总计不下十余万。家稍贫者，就悍然入室强搜，甚至以妇女身上藏有金银为借口，恣意污辱妇女，或把妇女抢入税监府内。大学士沈一贯激切陈言，请求将陈奉撤回，“以此收拢湖广百姓之心”。朱翊钧仍置之不理。
陈奉见神宗姑息不问，愈加横暴，不仅对民人百姓残酷无情，而且对维护百姓的同僚也逐一报复。二十八年六月，他诬陷江防参政沈孟化、蕲州知州郑梦桢不遵法度，使二人受到降调处分。他继续拘押民人，勒索黄金，拷掠妇人，并拘钟祥知县邹尧弼，一时远近大震。十二月，陈奉遣荆州卫指挥王某赴谷城县开矿，劳而无获，于是威胁县主簿献出库金若干。谷城百姓群起而攻之，王某拼死逃脱，其手下喽罗全被百姓抛入江中淹死。湖广佥事冯应京顺应民意，收捕陈奉爪牙，并上奏朝廷，参陈奉大逆十罪。神宗恼怒，竟将冯贬为杂职，并逮至京审问。
陈奉等宦竖的倒行逆施再次引发武昌民变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三月，数万民众暴动，决心驱逐陈奉。陈奉命骑兵三百人护卫，指使手下杀死二人，射伤二十余人。百姓愈怒，相聚围陈奉公署，誓杀陈奉。陈奉从后门逃跑，藏到楚王府中，愤怒的百姓将其党羽耿文登等16人捆绑起来，扔进长江活活淹死。巡抚支可大偏袒陈奉，激怒百姓，他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干脆举火焚毁了巡抚公署的门楼。
陈奉掘坟、虐民之举，彻底激化了官民矛盾，百姓与之势同水火。武昌之后，湖北湖南等地相继发生民变。大学士沈一贯再次恳切陈言：“陈奉入楚，始而武昌一变，继之汉口、黄州、襄阳、武昌、宝庆、德安、湘潭等处，变经十起，几成大乱。立乞撤回，以收楚民之心。”神宗仍装聋作哑，置之不理。
满载回京，终受酷刑而死
警讯屡传，京师震动，吏部尚书李戴与众官员共同上疏，请求撤陈奉回京。时御马监监丞李道正督理湖口船税，也上疏揭发陈奉“水沮商舟，陆截贩贾，征三解一，病国剥民”。神宗见众怒难犯，不得不违心下旨：“其湖广店租及开矿、铸钱、钱粮等项，着守备内官杜茂兼管，陈奉着该抚按差官伴送回京处分。”
陈奉在湖广二年，掘坟虐民，惨毒备至，兴国、大冶尤为重灾区。“及去，金宝财物巨万计”。巡抚支可大担心其横财为乱民截夺，竟派部队护送陈奉出境。
陈奉回京后，给事中陈维春、郭如星极力揭发其罪。神宗恼羞成怒，将二人免官降为杂职。为塞众之口，卸己之责，便同时将支可大革职。陈奉在湖广所搜括的民脂民膏，多半进了神宗的内库，自己也借机发了一笔横财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他得意没多久，终因“欺匿国课”，被逮下狱，受酷刑而死。
神宗不思改悔，继续委派太监征税，而阉人之横变本加厉，民变亦愈演愈烈。以致“高淮激变辽东，梁永激变陕西，李凤激变新会，孙隆激变苏州，杨荣激变云南，刘成激变常镇，潘相激变江西”.....明王朝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。而昏庸贪婪的明神宗直到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驾崩前，才下遗诏罢一切矿、税并新增织造、烧造等项，尽撤税监还京。
（参考文献：《明史·列传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定陵注略》《续文献通考》《康熙大冶县志》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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